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 »
» 发表于 » 2009-01-09 » 23:12:34 » 分类于»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其实郎咸平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令我佩服的是他永远可以把复杂的经济现象用最浅显的道理讲明白，而不是像有些学者一样大摆计量模型，用数据推算。而我当初学经济的目的之一，只是想看懂身边的一些现象而已。看他的书，确实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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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 2009-01-03 » 23:21:18 » 分类于»演讲人：浙大高分子物理郑强教授
地点: 浙江图书馆报告厅
精彩语录节选:
“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你能建10所世界一流大学,那美国有多少所?日本有多少所?现在的实际状况是:世界上前200所大学,中国一所都排不进!在亚洲能排出几所?我到国外去看了以后,感到要将浙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像共产主义理想.”
“以前说“无知无畏”,现在却是“无知才无畏“,许多企业把浙江省技术监督局、科委的人请来吃一顿饭,喝一点酒,他就给你签个字,再把我们这些教授胁迫到那里去,给你盖个章,然后就是“填补国内外空白“、“国际先进水平“,写论文则是“国际领先水平的研究成果”、“首次科学发现”等等,这都是目前非常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深深地为此担忧!这不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领导无知,是他们倡导了这个主流.我知道在座的处长或老总日子很难过,因为你们不写这样的报表,就拿不到钱,项目就得不到批准.教授也同样如此,天天写报告,而不是在实验室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这是很严重的!”
“我们国家的现实和发展就是这样:凡是依赖不成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得像模像样,比如二弹一星；凡是能够引进的,就都搞不成.......现在很多合资企业就这样,卖点东西,而没有去考虑这些深层次的东西.殊不知,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
“我认为：语言、计算机就是工具.中国的外语教授讲英语还不如美国卖菜的农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博士、德国教授说不出英语的多得是!我们怎么能说一个人不会说英语就是文盲呢?语言就是一个工具!你没有那个环境,他怎么能讲这个语言呢?......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要改革二件事:
第一,取消六级考试,你一个研究生连中文一级都不及格,你英文考六级干什么呢?看看研究生写得论文,自己的民族文化都没有学好,天天考英语──打勾:托福打勾,ＧＲＥ打勾,英文考出很高的分,可哪个写的英文论文在我面前过得了关呢?过不了关!这样培养出来的人能干什么?自己搞的专业一点都没学好!......说不会计算机就是文盲,这又是一个误区!我现在是教授，我顾不上搞计算机!”
“你看我,从高中开始学英语,大学学,硕士学,博士学,花了我多少精力!你说中国人怎么做得出高科技的研究成果?我这几天就教训我手下的几位女学生,问她们在干什么,看不到人影,一天到晚考这样、考那样的,到美国去干什么?在国内要干的事多着呢!你整天考英语,美国人连报个名都要收你们的钱,日本人也是如此,中国学生到日本去要交手续费,到日本留学是为日本人打工,好不容易挣点钱交了学费,读完博士在日本的公司就职,当劳动力,挣了一笔钱后要回国了就买了家电,把钱全给了日本人.你们都没有注意这件事,这里面都是经济问题.这就是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
“中小学的教育就是听话,老师管干部,干部管同学,孩子们都学会了成年化的处世方式,这是害人啊!这样强迫性地做了一些好事后,没有把做好事与做人准则结合起来去培养,而只学会了拍马屁、讨老师喜欢、说XXXXX话.上次电视上就曾经播出,一个小孩得了个奖,主诗人问他最愿意说什么,他说：“我最愿意跟江爷爷说:我向你报告!““江爷爷”是谁?还不是老师教的!孩子们在中小学活得很累,到了大学就没人管了,所以就要玩、就要谈恋爱.”
“我们有很多同学成绩好,却什么都做不了.在我们大学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招博士生是从来不看成绩的,成绩算什么!现在我从事的这个领域在中国有叁个杰出的人才,当初在读研究生时都补考过,而成绩考得好的几个人却都跑到美国去卖中药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作老板的可不能这样啊!......人才的梯队一定要合理,而不要认为教授就是万能的、博士就是万能的.中国的教育体系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充满希望和理想,教育孩子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实际上,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扫地能扫好,也应该受到尊重；打扫厕所能打扫干净,也应该受到尊重,不能动不动就要高学历.我要提醒的是:在国外可不是这样,美国、日本的博士就很难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老板心疼钱,招了博士要给他高工资,而他能做什么用呢?这是个具体问题.”
“科技到底该干什么?高科技到底该干什么?如果我是科技部长,该玩的就玩,就像陈景润,他就是玩!陈景润如果是处在今天的中国,他绝对是要去讨饭的,因为他不会去搞产业化,他的英语也不好,他说话都不流利,中文都讲不好,按现在“标准“,他是个文盲,还谈什么教授!日本人就是喜欢美国人,我跟日本人说:你们这个民族爱谁,谁就要向你们扔原子弹.日本人就是喜欢黑人也不喜欢中国人.......我特别对我们的女教授、女同学说:在日本人面前一句日文都不要讲,会也不要讲；日本人一听说你讲英文,特别是看到中国女孩讲英文,腿都要发软,这是真的!”
“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自己爱自己国家.......如果我是杭州的市长,我绝对不是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杭州有什么灾难,我就首先把杭州的老百姓安排在香格里拉,让外国人在外面排队!(掌声!)这样,你才会让你的国民爱自己的国家!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你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飞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7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磨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是重症肝炎,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看望!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实际上是被人家耻笑,笑你的无知!你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领导人跑到国外去访问,看到有几个人在欢迎他们,就感到挺有面子；而外国来了个什么人物,都是警车开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是自豪还是悲哀?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来讲,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经常讲,我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我教育我的学生,首先是学会做人,没有这些,你学了高分子,外语都是花架子。”